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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与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共同发起举办的“求是精神医学大讲坛” 第二十三期,也是今年第八期,于10月28日19:00线上相见。这次,我们共同关注“精神康复”。
本次大讲坛由浙大精中(杭州七院)施剑飞教授主持。
本次会议邀请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沈鑫华教授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范青教授来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
施剑飞教授首先对两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感谢,并期待他们的报告能激发更多思考和讨论,为与会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宝贵指导。
接下来的讲课环节,沈鑫华教授首先分享了题为“迟发性运动障碍的诊疗管理与优化”的报告。
沈教授在讨论中深入剖析了迟发性运动障碍(Tardive Dyskinesia,简称TD)的发病机制、风险因素以及管理策略。他指出,在临床实践中,多种药物都有可能诱发TD,且不同药物引发TD的发生率存在差异。沈教授分享了管理TD的六大关键要素:识别、评估、治疗、减轻心理社会缺陷、合理用药和定期随访。沈教授详细介绍了TD的临床表现、评估工具和诊断标准,并强调在评估过程中需全面考虑患者的社交、心理、职业和身体健康等多个方面。在治疗TD时,应综合考量利弊,选择适宜的药物。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药物如氯氮平、奥氮平和氯硝西泮等在治疗TD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上仍存在争议。最新的研究进展显示,囊泡单胺转运体2(VMAT-2)抑制剂能够干扰多巴胺在神经末梢囊泡中的摄取和储存,减少突触中可释放的多巴胺,从而改善TD症状。在一项为期12周的研究中,氘丁苯那嗪(一种VMAT-2抑制剂)不仅显著改善了TD症状,还有效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该药物的疗效稳定,副反应发生率低,显示出较高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并被多部国际指南推荐。沈教授最后总结道,TD是精神疾病治疗中不可忽视的副作用,优化TD的管理迫在眉睫。尽早识别和诊断TD是优化管理的基础,而全面评估和正确治疗TD则是治疗过程中的核心。
随后,范青教授带来了题为“精神分裂症社交功能障碍的机制与干预”的报告。
范青教授深入探讨了精神分裂症这一严重的精神障碍,指出其社会功能缺陷涉及自我照顾、社交和职业等多个方面。社会认知对社交功能的缺陷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心理理论、情绪加工、归因等五个子领域,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这些领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在脑网络和神经环路层面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奖赏网络和凸显网络的活动上存在异常,功能连接减少。鉴于目前精神科治疗手段的局限性和疗效欠佳,范教授提倡结合非药物干预,如心理社会干预和神经调控。
2020年APA精神分裂症治疗指南中提到,心理社会干预与药物治疗并列,同时特别强调了社会认知训练的重要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交功能训练可以通过模仿录像带中的行为进行,内容包括基本交谈技巧、娱乐、休闲、自我管理、症状自我管理等。社交技能训练还可以通过治疗师现场角色扮演示范来提高患者的社交技能。研究表明,心理社会干预,包括社会认知训练、治疗技能训练以及无创的神经调控,可以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交功能。然而,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的社交功能缺陷疗效欠佳,这与患者的社会认知、社交相关的神经网络功能的异常有关。
专家讲课结束后,施剑飞教授、沈鑫华教授和范青教授一起进行线上讨论,并回答热心观众的提问。
施剑飞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应如何更有效地识别和处理TD?TD的严重程度是否影响治疗难度和预后?此外,AMS量表在临床上很少被使用,沈院长对此有何看法?
TD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不仅抗精神病药物,抗抑郁药物等也可能诱发TD。医生在查房和门诊随访时,应密切关注患者的异常动作行为,以判断是否与TD相关。根据文献,早期治疗的预后较好,而治疗延迟可能导致疗效不佳。尽管新药可能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但早期发现和治疗仍是关键。我们可以通过自行使用量表或询问相关问题来进行初步筛查。
沈鑫华
施剑飞
我们目前的研究能否将情绪认知状况与神经环路的变化完全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双脑和脑机结合方面,范主任是否有相关研究资料可以分享?
目前关于社交相关的脑网络研究尚不充分。我们发现有四个脑网络与社交功能相关。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我们比较了健康对照组,但遗憾的是没有评估社交技能或社交功能。未来我们可以进行关联分析。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神经调控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研究,包括采集生物学指标和社会认知指标,以观察干预后的变化同步性。脑机接口技术需要采集个体生物信号并进行反馈调节,这一领域目前还比较前沿,针对精神疾病的研究仍在探索中。国外已有关于抑郁症的闭环神经调控研究报道,这可以作为我们后续研究的参考。
范青
线上观众
苯海索可以诱发TD,那么当患者出现锥体外系反应时,我们应如何选择药物?
苯海索并非不可使用,它确实可以减轻一些药物的副反应,但我们应该尽量小剂量、短时间使用,避免大剂量、长期使用。当患者锥体外系反应缓解后,应当及时调整苯海索的剂量。如果患者无法停用苯海索,那么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抗精神病药物的选择,是否需要换药。
沈鑫华
线上观众
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康复治疗的依从性不高,如何提高患者参与的积极性?
虽然诊断都是精神分裂症,但患者之间的功能损害程度和主要受损领域存在差异。因此,应基于评估制定个体化的康复训练方案。此外,患者所处的环境也很重要,我们可以增加周围的支持,如同伴支持和对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等。在我们日间康复中心,一些病情稳定的患者担任志愿者,他们进行的健康教育更易被患者接受。
范青
讨论结束后,施剑飞教授发表了总结讲话。他强调,为了让患者能够顺利地重返社会,有几个关键点需要关注:首先,药物治疗的挑战不容忽视。在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药物副作用问题尤为突出,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抗精神病药物和抗抑郁药物可能引发的严重不良反应,例如5羟色胺综合征、恶性综合征和TD等,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沉重的治疗负担。其次,治疗目标的设定值得深思。我们需要探讨治疗精神障碍的终极目标是将患者恢复为“正常人”,还是使他们能够在症状伴随下正常生活。目前药物疗效并不尽如人意,许多患者的适应症和病理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第三,患者收益的考量至关重要。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如何帮助患者实现最大化的收益,包括患者本人、家属以及社会群体的福祉,是一个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最后施教授对省医师协会和浙江大学脑医学和脑科学学院对本次大讲坛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对沈院长和范主任的精彩分享以及所有在线观众的积极参与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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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来源:科研与学科建设部
编辑:BB